反托宾效应也称反托宾法则，如果通货膨胀对实际产出增长存在反向影响，则认为经济当中存在“反托宾效应”；
通货膨胀率与反托宾效应
通货膨胀率对于实际产出增长率具有负的影响，当假设货币是资本的互补品时，可以在引入货币的实际经济周期模型当中得到这样的政策结论。如此通货膨胀率的作用被称为“反托宾效应”。如果实证检验经济当中存在“反托宾效应”，则显著的通货膨胀有碍于快速经济增长，此时政策选择和操作则推崇低通货膨胀的经济环境。Alexander(1997)坚持认为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仍然是保持较低的通胀水平。他的经验研究采用了经济增长方程，考虑了净资本存量和劳动力增量等生产投入要素。在增长率的回归方程中，资本和劳动投入等变量的系数是正的，但通胀率的系数却是负的，因此，通货膨胀率对于经济增长率具有负的边际作用，高通货膨胀率有碍于经济增长；Barro(1996)的类似研究具有一定的规范性，他认为保持低通货膨胀不仅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率，而且“低通货膨胀率和高经济增长率”的组合具有更高的社会福利水平和资源配置效率。定量结果是通货膨胀率增加10%，将使经济增长率降低0.2%至0.3%，也使投资率(投资在GDP中所占比例)降低0.4%至0.6%；但需要注意，这只是高通货膨胀率的“短期成本”，如此通货膨胀增加幅度30年后的长期效果是使经济增长率降低4%至7%，如此显著的增长损失无论如何都是应该加以避免的。
虽然关于通货膨胀率与实际产出增长率之间关系的结论都具有一定的模型支持，但是在实际经济环境当中的检验都遇到了一定程度的困难。一些实证结论是在出现持续通货膨胀的国家中得到的，也有一些实证结论是在出现持续通货紧缩的国家中得到的，并没有获得价格水平升高或者降低时，通货膨胀率对实际产出影响的一致性结论。为此，在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交替出现的经济当中，进行“托宾效应”检验则更有意义。由于我国经济运行从1990年开始出现过持续的通货膨胀(1990年至1996年)，也出现过持续的通货紧缩(1996年至今)，在此期间货币政策曾经出现过扩张—收缩—稳健的规则性转变，所产生的经济增长过程也从经济快速增长—经济“软着陆”—经济轻微收缩—经济“软扩张”的阶段性转变，因此我们可以检验在我国经济当中是否存在短期或者长期的货币中性、“托宾效应”和“反托宾效应”，以此说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货币政策作用机制和价格水平活性(波动性)和规模(价格的高低)的重要作用。